原標題： 日本人與狗不得入內 ：二戰後澳大利亞為何如此恨日本人？
文| [澳] 阿格涅什卡 索伯辛斯卡譯| 李建軍
摘自《澳大利亞的亞洲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經公眾號 城邦的世界 （微信ID：cb1648）授權轉載。
二戰後，澳大利亞對亞洲的態度發生瞭改變，由效忠英國轉向跟隨美國，支持並參與美國對日占領，雖然隻是美國的小跟班，但是卻對日本進行著類似於傳統歐洲殖民者的殖民行為。在本文中，你將看到戰後初期日本被澳大利亞占領軍欺壓的 屈辱 歷史。
美國於1945年8月底開始瞭對日本的軍事占領，到1952年撤離日本之前，美國軍隊幾乎重塑瞭日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盡管日本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殖民地，但是這段時期的軍事占領多少還是給日本打上瞭殖民主義的烙印。聯軍最高統帥、美國戰爭英雄道格拉斯 麥克阿瑟將軍崇尚傳統的殖民方式。他按照過去殖民帝國的做法下令沒收日本的土地和財產，重建這個國傢的經濟，從位於東京被稱為 小美國 的基地發號施令幹預日本政府的大小事務。眾所周知的是，麥克阿瑟拒絕與日本人握手，認為這樣做相當於認可日本與美國處於平等地位。在美國占領期間，甚至日本天皇都必須對麥克阿瑟行正式的鞠躬禮而不是體現民主精神的握手禮。許多日本人都對德高望重的天皇不得不向美國人鞠躬一事感到震驚，這也意味著日本人必須對美國俯首稱臣。
麥克阿瑟將軍與裕仁天皇
英聯邦占領軍裡的帝國霸權氣息同樣濃重。占領軍由英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軍隊組成。它最初是 大英帝國 的部隊。後來盡管帝國瓦解瞭，但是這支部隊的部署仍然顯露出昔日帝國的強大和凝聚力。據稱，這支部隊被派往日本是為瞭撫慰和減輕戰爭給 大英帝國無數傢庭 造成的 重創和損失 。澳大利亞媒體依舊把這支隊伍描寫為帝國軍事力量。比如《澳大利亞婦女周報》就稱它為駐紮在日本的 帝國部隊 。1950年底，著名作傢、帝國忠誠分子弗蘭克 克盧恩在提及這支隊伍時就曾一時口誤說成瞭 大英帝國占領軍 ，意識到錯誤後他立即改口說 抱歉，我是說英聯邦占領軍 。事實上，這時的英聯邦占領軍裡已經隻有澳大利亞士兵瞭。印度軍隊在印度1947年獨立後就撤出瞭日本，隨後新西蘭和英國也迅速撤離。因此，這支在日本號稱 大英帝國 抱歉，英聯邦占領軍 的部隊實質上是澳大利亞部隊。
駐日盟軍總司令部
在英聯邦占領軍中，帝國之凝聚力雖已不復存在，但其帝國主義的傲慢態度卻有過之而無不及。表現得最為突出的是占領軍以日本人身體孱弱為由歧視他們。羅賓 格斯特發現許多士兵認為日本人 身材矮小、弱不禁風 ，因此稱他們為 小日本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記者弗蘭克 萊格把日本人描寫為 一群烏合之眾 ， 身形瘦小的受氣包 ， 像一群目中無人的男孩 ，總之， 微不足道 。澳大利亞人對日本人的態度與美國人並無二致。麥克阿瑟將軍也曾把日本人比作 十二歲的男孩 ，與這些小毛孩相比美國人則像是 45歲 的成年人。麥克阿瑟的種種帝國主義行為被英聯邦占領軍指揮部視為瞭榜樣。澳大利亞部隊也明令禁止士兵與日本人握手。占領軍的新聞片中日本人被用殖民語言描述為 基本上是土著人 ，完全無視日本曾是亞洲強國，甚至有 亞洲的英國 之稱的事實。一本發放給隨軍傢屬的名為《英聯邦占領軍規定》的小冊子把日本形容成 由披著東方文明的皮的原始人組成的原始國傢 。
英聯邦軍隊登台中登記公司陸日本當天
殖民主義並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它也是活生生的經歷。在這樣的經歷中，個人生活高度政治化，日常活動也帶有瞭更寬泛的意義。在殖民世界裡，相應的權力和地位是靠儀容儀表彰顯出來並通過行為舉止表達出來的。保持體面是相當重要的。在亞洲生活的歐洲人采用瞭一套復雜而刻板的行為準則來維護 白人的威望 ，從而顯示出他們代表的是更高級的文明。許多殖民者都效仿一種無可挑剔的著裝標準：那些譏諷歐洲人在赤道地區的高溫下仍戴著手套、穿著晚禮服的笑話還真的確有其事。生活在新加坡、印度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的歐洲人不願從事體力勞動 更準確地說是不願意被看到從事體力勞動 因為這被認為有損白人的威望。
詹姆士一傢，1751 年，亞瑟 德維斯（1712 1787年）繪，佈上油畫，這幅群像畫的是羅伯特 詹姆士，其妻瑪麗，女兒伊麗莎白與安。詹姆士當瞭多年東印度公司的幹事。德維斯將這組人物放在瞭寬敞的邸園裡，女生們穿著閃閃發亮的緞裙，男士穿著天鵝絨上衣。男子雙腿交叉的姿勢源自古希臘羅馬雕像，是身份地位高人一等的象征
盡管澳大利亞人在日本的新殖民主義占領者身份與傳統歐洲殖民者的身份不盡相同，但是他們在戰後日本也實行瞭相似的身體政治。這些士兵一到達日本，就被告知 英聯邦占領軍的目標和任務 是 維護和提升英聯邦的威望 。澳大利亞指揮部編排瞭一套復雜的 顯示其軍事實力 的儀式，一有機會就讓一排排穿著盛裝的士兵手拿裝有刺刀的武器在市鎮中心進行遊行表演。澳大利亞皇傢空軍精心編排的低空飛行表演更是在空中展現瞭英聯邦的顯赫與威望。這些耗資巨大的儀式竟成瞭占領軍在日本的主要工作，但實質上它們毫無戰略意義。這些儀式之所以存在僅僅是為瞭 提醒日本人時刻牢記軍事占領的官方性質 。
澳大利亞部隊以更具侵略性的方式讓日本人感受到瞭澳大利亞在日本的權威。比如軍事占領區的社會秩序原本由日本警方負責，但是英聯邦占領軍卻越俎代庖地擔負起瞭部分警察職責。卡洛琳 卡特認為占領軍的警察職責主要是向當地民眾展現澳大利亞的軍事實力而不是真的要承擔什麼維護社會秩序的任務。占領軍命令士兵必須要求日本人向他們鞠躬，並稱呼他們為 長官 。日本行人在路上必須給占領軍的車輛讓路。從一長串的事故和投訴不難看出，許多士兵確實是依照命令堅持主張瞭他們在日本的優先通行權。更有甚者，占領軍為瞭阻止賣淫和性病傳播，竟然當街隨意抓捕婦女並強迫她們接受身體檢查。澳大利亞士兵們冷酷無情、高傲蠻橫的行為令當時占領軍的一名翻譯艾倫 S.克裡夫頓感到非常吃驚。1950年回國後，他在一本日本占領回憶錄《落花時節》裡批評瞭英聯邦占領軍的帝國主義行徑。不過，克裡夫頓不知道的是，澳大利亞軍隊的傲慢態度其實已經在軍隊內部引起瞭擔憂，有人擔心 對日本民眾的傲慢態度不但沒有提升反倒有損澳大利亞的聲望 。
艾克爾伯格將軍（美軍第八集團軍司令）與澳大利亞軍隊
這種殖民意義也延伸到瞭士兵們的私人生活領域裡。澳大利亞士兵有史以來第一次在有傢屬陪同的情況下執行海外任務。軍隊為傢屬的到來在占領區內建起瞭一幢幢獨棟平房，當傢屬到達時，近500名婦女和600多名兒童住在這裡，讓人不禁以為這裡是永久定居點而不是軍事占領區的暫住地。弗蘭克 克盧恩把這一定居點與英國統治印度全盛時期的英國衛戍部隊相比較，從帝國擁護者的立場對此大加贊賞。令人詫異的是，澳大利亞士兵在日本的生活水平遠遠高出他們在國內所能實現的。所有軍官和許多士兵傢中都有日本 女仆 或 男仆 負責做飯、清潔和傢務。有孩子的軍官和士兵傢中通常都有一個以上的傭人，甚至連單身漢都有傢政人員照顧。這種生活對於英聯邦占領軍中的絕大多數人來說是想都不敢想的，因為在國內隻有最富有的傢庭才能雇得起傭人。許多人不知道應該如何對待這些傢政人員。《英聯邦占領軍規定》建議他們做到 舉止得體、冷淡有禮 。多數人由於沒有與傭人打交道的經歷，於是紛紛效仿起瞭曾經的殖民者。他們像那些遍佈亞洲的歐洲老牌殖民者一樣，不管傭人年紀大小一律稱呼他們為 女孩兒 或者 男孩兒 。連隨軍兒童也對他們的日本保姆頤指氣使。克裡斯汀 德 馬托斯認為，這種稱呼是殖民主義行為模式的典型代表，目的是為瞭 創造並強化西方殖民者在亞洲的特權地位 。
軍方高層也鼓勵這種殖民主義行為。當時占領軍的指揮官是澳大利亞人約翰 諾思科特、賀瑞斯 魯濱遜和威廉 佈裡奇福德。他們認為特權和奢華享台中申請行號受是軍事占領的重要組成部分。軍方不僅要求傭人的服務，還征用瞭14傢豪華酒店供部隊和隨軍傢屬舒適地療養和度假。其中最著名的一傢是川奈酒店，士兵和傢屬在這裡整日打高爾夫、喝皮姆酒（Pimm s），充分享受著作為統治階級的特權。這種情況使得許多人抱著殖民者的心態在占領區生活，並且認定西方人在亞洲就應該享受特權生活。
跟喝皮姆酒這種看似無害的舉動相比，澳大利亞士兵試圖在占領區創造殖民文化的做法則要嚴重得多。英聯邦占領軍高層不希望士兵與日本人 結交往來 ，明令禁止他們進入當地餐館、酒吧、電影院、劇院、公共澡堂和平民傢中。禁令之所以如此嚴苛，部分原因是為瞭安撫國內民眾在得知日本人虐待澳洲戰俘後產生的強烈反日情緒。有些媒體以占領軍中性病感染率急劇上升為證據暗示占領軍士兵與他們仇視的日本人保持著親密關系。《悉尼先驅晨報》1946年的一篇報道就譴責瞭與日本人為友的行為，認為這麼做 有損軍隊威望 ，並且聲稱澳大利亞士兵 能夠也必須被日本人尊重 而不是與日本人為友。公眾對英聯邦占領軍的支持也開始動搖瞭。一直致力於在國內輿論界維護占領軍聲譽的弗蘭克 克盧恩則堅稱，占領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人為友，反而認為 是時候該好好管教管教日本人瞭 ，還引用瞭一名中士說的 決不跟這些混賬東西為友 的話。
澳大利亞之所以如此積極地展現其對日本的強勢和權力實在是因為這種機會千載難逢。美國率領聯軍占領日本，澳大利亞不過是它的小跟班而已，在大多數有關軍事占領日本的歷史記載裡都沒有提及澳大利亞。人們對澳大利亞曾是殖民地的歷史還記憶猶新，而日本人直到最近才喪失瞭自己的龐大帝國。澳大利亞人在日本人手上遭受的屈辱，以及長期以來有關日本種族、政治例外論的看法都使得澳日關系變得更加復雜。澳大利亞軍方領導人對本國 威望 的自信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不過他們還是堅持主張對日本人的統治權力。因此他們在占領期間不遺餘力地展示著各種趾高氣揚的姿態。
英聯邦占領軍的部署證明澳大利亞人仍在用帝國主義的眼光打量亞洲。然而人與人的實際接觸遠比這復雜。占領軍的種種規定無疑是助長瞭一些帝國主義行為，但是，並非所有澳大利亞人都遵從這些規定。與亞洲的接觸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多數剛到日本的澳大利亞人都對日本這個二戰中的敵人深惡痛絕，但是與日本人一起生活的經歷使他們的態度逐漸軟化。許多澳大利亞人在目睹瞭戰後日本困開新公司苦的生活後開始同情當地人。占領軍翻譯克裡夫頓的《落花時節》一書不僅揭露瞭他的同胞在日本的傲慢行為，也反映出他與日本人的友好關系。其他一些士兵也加入瞭克裡夫頓的行列，公然反抗占領軍頒佈的 不得與日本人為友 的規定。澳大利亞人與日本人關系日益親近的一個例證是眾多士兵向移民局提交請願書，要求修改《移民限制法案》，允許他們的日籍妻子和女友進入澳大利亞。這一要求最終在1958年得到通過。羅賓 格斯特甚至認為占領軍的部署實際上就是澳大利亞與日本開始交往的早期形式。占領軍以外的澳日關系顯得更為融洽，記者威爾弗雷德 伯切特和皮特 盧素以及傳教士弗蘭克 科爾德雷克和梅達 科爾德雷克的親身經歷都證明，澳日兩國人民的跨文化交往多種多樣，與維護國傢威望和耀武揚威相比，好奇、接納與著迷才是兩國關系發展的主流。英聯邦占領軍及其新殖民主義政策是澳大利亞積極參與亞洲事務的真實寫照，而士兵、傢屬與日本人的交往經歷則淡化瞭這一部署的帝國主義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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